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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产教 聚焦急需紧缺 推动大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专家视角】

　　作者：史倩倩（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潮洛蒙（教授）

　　编者按

　　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受到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错综复杂，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需要得到各方高度重视。

求职大学生在苏州市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上与工作人员洽谈。王建康摄/光明图片

　　大学生高质量就业面临新挑战

　　2020年以来，疫情对大学生就业造成冲击，就业形势更为严峻。一是部分行业企业出现缩招停招现象，面向高校毕业生的招聘需求同比下降明显，特别是众多互联网“大厂”校招名额大幅缩减。二是企业线下招聘大量取消或延迟，虽然各类“云上”双选会为企业和学生提供了平台，但双方的沟通程度与线下相比大打折扣。三是部分毕业生求职趋于保守、求稳，不能随着当前形势及时转变就业观念、合理调整预期，“慢就业”“缓就业”问题突出。四是校企合作交流减少，大学生在校期间参与社会实践的经验，特别是利用企业资源参加岗位实习和技能实训的机会大大减少，就业竞争力出现短板。五是高校专业设置、招生规模、培养方案不能及时反映社会和市场需求，源头上还存在“人岗不匹配”的情况。

安徽共青团组织为服务青年就业举办“春暖皖江”系列公益招聘会。傅军摄/光明图片

　　部分省市加强就业工作的经验

　　近年来，为克服疫情对大学生就业造成的不利影响，部分省市加强就业工作，在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就业扩容提质方面，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发挥主导作用，取得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北京市发布《北京市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若干措施》，鼓励头部科技型民营企业扩大招聘规模，在毕业生引进、就业服务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实施首都技能人才“金蓝领”培育计划，重点围绕高精尖产业、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数字经济、“京味儿”文旅民俗，以及超大城市运行保障等行业领域，全面推行“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的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培训。在支持创新创业方面，加强大学生创业板、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组织子基金对接大学生创业项目的力度，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等资金支持。这些政策都对大学生高质量就业起到了促进作用。

　　上海市发布《关于做好2022年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动员中央在沪企业、市属和区属国有企业安排不低于50%的就业岗位，面向本市高校毕业生定向招聘。鼓励高校毕业生在本市认定的见习基地进行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就业创业见习，并享受见习期生活补贴。受直播带货模式的启发，“直播带人”是今年上海多所高校的创新做法。上海海洋大学首开“直播带人”模式——校领导当主播，在直播会场中直接向用人单位推荐学生，企业当场伸出橄榄枝。上海交通大学在环交大周边区域建设创新创业集聚区，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和“硬科技”双创高地，并尝试通过教师科创企业创造新岗位，带动一批大学生就业，实现了师资整合、资源联合，在全国高校中尚属首次。华东理工大学创新访企拓岗模式，联合政府、科研院所、企业等单位共同组建了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人才联盟，联盟单位企业举办的首场专项网络招聘会吸引了近5000名学生参加，收到简历超过1.5万份，也为今后的人才持续供给开通了“绿色通道”。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积极挖掘校友及校友企业资源，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设立巨额创业融资方案，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师和校友科技企业提供一揽子融资服务，促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

　　天津市积极实施一系列政策帮助大学毕业生求职就业，2020年向超过5000家企业发放大学生以工代训补贴，2021年向1.95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毕业生发放求职创业补贴近6000万元，建设1500多家大学生就业见习基地，实施离校大学生一对一帮扶制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效果明显。

　　广州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与城市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一同部署，通过建立青年发展监测评估机制，精准掌握广州青年发展现实状况和变化趋势。把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指标纳入城市包容、创新特质评价体系，抓实青年就业调研，动态调整广州青年发展政策，以“赢在广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行动为引领，出台一系列政策切实帮助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就业。

　　推动大学生高质量就业的对策建议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发展。在目前的整体产业结构中，科技创新型、外向型企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显示出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企业提升产业层次的过程中能够提供大量适合大学生就业或深造的岗位。高校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有组织科研，全面加强创新体系建设，为国家战略需求提供更高质量的人才。

　　一是聚焦产业急需紧缺，推动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衔接。近年来，全国各地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经济产业结构愈来愈多元化，一大批关系国计民生的优质企业纷纷在经济活跃省份增资扩产，经济发展的核心优势正逐步形成，以智能化制造业为代表的企业出现明显人才缺口。地方高校要立足优势特色，紧扣产业需求，统筹布局优势学科专业，调整专业及课程设置，向产业急需的相关学科倾斜招生指标，改革学生培养模式，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推动“学科链”“产业链”与“人才链”互促共进，为行业培养更多创新型应用型人才。

　　二是推动科研助理队伍建设，吸纳更多优秀毕业生参与科技研发工作。鼓励科研院所和企业在承担国家和地方重大科技项目的团队中应设尽设科研助理岗，面向高校毕业生开展选聘工作，积极吸纳高校毕业生参与科研相关工作。这不仅是完善科研治理体系、提升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也为创新主体与高校毕业生之间搭建了沟通桥梁，有助于培养更多复合型大学生，为他们提供继续深造或高质量就业的机会。

　　三是以大学科技园建设为载体，推动产业和人才实现“双聚集”。如天津市已明确，政府投资开发的创业载体要安排30%左右的场地免费提供给高校毕业生创业者，以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天津市南开科技创新园的实践证明，利用大学科技园建设大学生创新示范实验室和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加强科技成果研发、中试、熟化及二次开发等，打造“环高校科创带”，对引导人才向信创、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行业集聚，向高校高水平学科建设集聚等均有十分明显的带动作用。以产业集聚引育人才，以人才带动产业集聚，将成为带动区域未来产业发展的创新引擎。

　　四是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全力挖掘行业领域的用工需求。邀请会员单位积极进校宣讲政策措施、释放岗位需求，做好面向毕业生群体的就业指导和信息对接，针对毕业生群体开设相应的培训课程，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发挥行业保障就业工作合力。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参加社会组织开发的各类灵活就业岗位，在开阔眼界增长才干的同时，利用见习实践机会提早参与企业的项目管理、市场营销、品牌传播等活动，加深对企业行业的了解。

　　五是加强技能型人才培养。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工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进入了提质培优、增值赋能新阶段，各地方和高校要借政策春风进一步推动教育与产业行业形成合力，保障职业院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进一步扩大技能人才培养规模、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0日 15版）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在随后举行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同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共享、审慎、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加强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灵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需要跨越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提案，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这是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新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技术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他说，建立一个合作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预见性的、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他说，技术是中性的，算法是无辜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的标准，包括如何搜集数据、收集谁的数据、如何储存数据、如何整合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加密、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如何使用数据等，“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理挑战”。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开展国际对话。(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